雕刻在中國，可謂淵源久遠，流脈彌長。
　　周口店的「北京人」同一地層中，曾經發現過若干骨質的刻片。周口店的猿人文化期，相當於舊石器時代的前期，當時華北尚在紅土時期，離開現在至少有一百萬年。他們除了有石製、骨製的用具外，還刻上簡單的紋飾。到了殷商時代，我國的雕刻技術，已經達到成熟期。無論玉器、銅器、陶器、石器，都製作得極為精美。人類文化是逐漸演進的，我們相信在此以前，可能還有較為接近原始的東西，可是我們找不出具體的實證。

　　殷代銅器，經過笵鑄手續，仍可見到原模刻製的精緻，其時的玉器、雕花骨和白陶器，是直接用刀鐫刻的，其熟練精美，令人驚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在河南省安陽縣侯家莊西北岡發掘的大理石雕成的鴞和虎各一件，鴟鴞是作坐立狀，兩足與尾著地，兩翅以及頭部、背部的羽毛，都形成圖案化，小的羽毛，如魚鱗依次密佈，周身的雕刻，有些用鐫刻，由三十種圖案綜合組成。石虎作跪坐狀，張口、露齒、豎起雙耳，渾身上下，也是用圖案組成，祇就牠的軀體而言，就有八種花紋，前肢有十四種花紋，後肢有八種花紋，連同其他各部份算起來，有五十種圖案。從牠的形態看來，兇猛可怖，其蹲坐之狀，頗似守衛門戶的裝飾品。

　　以上兩件石質雕刻品毫無殘缺地顯示其雕刻設計和技術的精到，另外還有一件石刻的人像，面目雖不十分清晰，但當時的衣著和體貌的大概，已表露無遺，現在我們無法也不可能查考這件人像有無模特兒，假定這件東西有模擬的對象，那真是了不起的藝術品哩！

　　周代的銅、陶、玉、石器，進入發達時期，陶器和玉器在形制的構成上逐步脫離殷代的軌範，花紋裝飾更見別緻，現存的石器有石鼓，它是春秋靈秦公三年的製作品，上面刻有大篆書寫的詞句。此外，據古籍所載，秦代尚有長池的石鯨，和蜀郡鎮壓山川的石牛，然而現在已無法見到了。
　　
　　漢代雕刻比起秦前的要複雜而進步。薄銅器、花紋鏡、玉雕、陶製明器，以及石刻，俱是此一時代工藝美術的特點。明器中，尤其是淡綠釉陶製品的層樓、黍倉、灶、車、井、豬圈、羊圈……對於陶土的塑造，已經到了維妙維肖的地步，不過真正用泥土去塑造人像，還在較後的時期才普遍的，這個時期雕刻石質的立體人物倒非常之多，現存的山東曲阜魯孝王墓上的石人，陝西長安昆明池的牛郎織女，興平霍去病墓前的馬踏胡人像，這是屬於西漢的。東漢的作品，因為時代較晚，自然比西漢為多，如河南南陽宗資墓的辟邪，山東嘉祥武氏祠的石獅子，都是以形肖生動著稱的。設計與奏刀的精確，自不待言！

　　漢代的浮雕見於石闕，漢代的宮廷門闕，現時已不得見，這些石刻的門闕，卻能使我們想像當時宮廷門闕的大概。現存的石闕，記上年月的，有山東沂水發現的「南武皇聖卿闕」，是元和三年的作品。四川雅安發現的「益州太守高頤闕」，是建安十四年的。在山東、四川、河南、陝西等省有十餘處之多。不記年月的有四川境內「幽州刺史馮煥闕」、「益州牧楊宗闕」、「上庸長司馬盂臺闕」、「侍御史李華闕」等，但比起前者記年月的雕刻，更要玲瓏精美。石闕上所雕刻的有車馬、人物、鳥獸、花卉圖象。在安排結構上，因為要使其凸出，鐫刻時自然是需要較深的功力。

　　在漢代的立體浮雕石刻之外，還有畫像。由於近視雕版，與雕刻的方法各異其趣，但是它卻為我們傳下漢代繪畫的規模，和漢前繪畫的軌跡。這當然是指由畫條勾勒畫像而言，有些將全部景物凸刻出來，有些刻陷下去，便與繪畫的趣味不同了，單獨保存繪畫特點的，以山東朱鮪祠畫像為最。其他如武梁祠、孝堂山、南陽等地，便參用其他方法了。有人主張把畫像歸納到繪畫一系，猶如把石刻碑文歸納到書法一系一樣。但我們在這兒，因為它尚有不同於繪畫技法的地方，故仍然將它列入雕刻之中。

　　在漢代的作品中，很少看到攝取中亞細亞和歐洲作風的地方，到了南北朝，由於海道交通的發展，雕刻的裝飾上，便看出東西作風混合的成分。無論從陵墓的石刻或佛教的雕塑，都可予以證實。例如南朝蕭梁梁武帝之父蕭順之的建陵，陵前有石質的華表，下為希臘式的石柱，上為印度式的蓮華，還加上中國風的承露盤。華表之前的石刻辟邪，除了兩翼，其他仍承襲殷代蹲虎的形狀。佛教的雕刻在北朝最為提倡，最早的石刻佛像，當推河北涿縣的沙岩佛（已為日人大倉氏所收藏），稍後的雲岡石窟，開鑿於後魏文成帝興安二年（西元四五三年），歷七年始成。再後的龍門石窟，始於北魏孝文帝太和七年（西元四八三年），至孝明帝正光四年（西元五二三年），完成歷時四十年，用工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規模宏大可知。南朝的石窟是江蘇棲霞山南齊時代開鑿的，原來非常精緻超逸，可惜後代俗匠不斷修補，不若雲岡、龍門之能保持本來面目。此一時代的佛教雕刻，部份受到希臘雕刻影響下的健陀羅風所左右。人體的扁平狀，笑容的神秘味，鼻部成楔形，而衣服寬敞下垂，有如絲質衣料緊貼於肌膚。在龍門石室中，雕有穿中國衣服的菩薩，這大約是唐代開始的，因為唐太宗時魏王發願在龍門開鑿佛窟，唐代慣於消化了外來文化而代以中國風，其中雄視龍門最大的佛洞，內有三十五尺高的毗盧舍那佛的坐像，即是唐高宗時所造的，作風顯然與北魏不同！

　　北魏時的泥塑像見於陶土捏製的明器陶俑，和泥塑的佛像菩薩、供養人等，它們的形態，則是腰支苗條，身體曼長，衣服緊窄，北朝泥塑像，比陶俑尤為難得。敦煌專家羅吉眉劉先伉儷藏有二尊，據說是從敦煌莫高石窟用重價向喇嘛買來的。我們看到這二尊泥塑像的面部眉、眼、口、鼻和髮式，純粹以當時中國仕女為模塑對象，不禁歎服當時雕造技術的高明。

　　泥塑比起石雕，實際上當然易於處理，如是以龍門、雲岡的整個雕刻看來，窟內牆壁、藻井、門楣、窗櫺都滿雕佛像，像貌圓滿，衣褶流暢，有些「飛天」，振衣凌空，拈花微笑。參以珍禽怪獸，奇花異卉，襯托出諸天佛國的莊嚴華美，縱橫變化，極其工巧，委實難能可貴之至！中國之雕塑由於佛教之信仰開放出奇葩，到了唐代，泥塑與夾紵、銅鑄佛大見盛行，最精純的當推楊惠之的塑像，楊氏在當時所塑各佛寺佛像，數逾千百，現時僅存的有蘇州用直鎮的羅漢像，或坐，或臥，或立，或欹或橫眉豎目，或笑口常開，或默默沉思，或顯示神通，神情姿態，無一相似。而身首肢體比例，又非常正確，此一代大師的創作，即以此一處而言，已足媲美歐西雕塑而有餘。

　　唐代的石窟造像，在四川境內分境不少，廣元的千佛崖，沿嘉陵江兩岸鑿窟，雕佛無數，四川樂山的大佛，大竹、渠縣諸地的石刻佛像，都尚完整，其面容圓滿，眉、目、口、鼻，俱使其儘量中國化，這一點與楊惠之的作風，甚為相近。其他如陝西的昭陵六駿、乾陵飛馬、石人等等，雖不同於佛像，而雕琢奇妙，實無多讓。

　　宋元開鑿石窟極少，但在四川渠縣和大竹，以及居庸關附近，也還殘存一些所雕佛像，泥塑佛像較唐代澆薄，多無足觀。關於陵寢方面，宋代的永昌陵、永熙陵前的石人、石象、石獅、石羊、石蟹，雕刻雖精，而雄渾生動不逮前朝。明代的南京孝陵，北平西北的長陵，規模雄偉。兩陵甬道前，大理石牌坊，有五闕六楹，甬道兩旁的石人、石獸，都較古代帝王陵寢的氣魄為大，而石人、石獸雕刻之樸實、沉厚，在在示人以安定感。明代的木雕和泥塑，未見精彩。清代更是一仍其舊，較之唐代或唐前，相距不可以道里計！

　　民國初年的雕塑，開始受到西洋技法的影響，真正著手弄石雕的幾無一人。大家都是用油泥仿塑對象，磊定了型，開始造模，用石膏和水，把原型縛貼起來，乾後，敲下模型，拼湊縛牢，內腔擦油，灌進石膏，待發熱後，將外模啟下，塑像便告成功。江小鶼而後有李金髮，寫實的成份都很重。稍後，從法國、日本習雕塑的人，紛紛返國，他們塑製的作品，並未把中國固有的雕塑作風揉合進去。目前在台的雕塑人才比起繪畫人才來，真是少得可憐。能夠將對象磊塑得像樣的尤其不多。要想把中西雕塑的特異優點加以融會，使其產生新的作風，殊有待我們作進一步的努力！
　
　　問題是首先了解中國古雕塑的造型和蘊藉，同時還要明瞭西洋雕塑演進的道理。中國古代雕塑，未必像現在一樣安排模特兒，而群象即能一一形成。較為原始的雕塑更有其自由意象的發揮，並不為固定的形象所拘限。現代西洋的雕塑，已由純真純美的範疇，走上超現實的道路。他們已認為「繪畫和雕塑非為視覺上『自然形體』之再現。」而是為表現現代人的思想與感情而造型。這一點似乎和中西繪畫的分野相似，中國畫不一定主「形似」，但仍主張「取神」，西洋畫始而求真，繼而廢形，到目前已走向極端，未如中國畫之從容中道，若以現時最新的雕塑趨向來看，我們認為與其廢除形象，毋寧參用中國古雕塑的變形取神，西洋雕塑有它的長處，我們也應攝取它作為技法的佐助，以求表現優美的中國風格，但不可一味跟在西洋積極求新者的後頭，捨棄了雕塑的基本技法，忘了中國古代雕塑給予我們的優厚恩賜，而去向旁門左道投降！筆者認為雕塑一如繪畫，應該求變。不過變要變得有根有譜，千萬不可模抄別人，弄得非驢非馬，變成四不像，連自己也莫名其妙，那就非常可悲了！

原載 《中國手工業》第36期，頁5-6，1961.10.1，台北：台灣手工業推廣中心

中西雕塑、中國歷代雕塑演變

收錄於《楊英風全集》第15卷：文集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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