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風情畫──雕塑大師楊英風專訪
訪談1990/07/13
蔡明燁／執筆
今年前半年，國內藝術界最領風騷的藝術家莫過於景觀雕塑大師楊英風先生。他的三件大型作品：［飛龍在天］、［常新］以及［野百合］，先後樹立於台北中正紀念堂的廣場上，分別提供了「雕塑與觀光節慶」、「雕塑與環境」、「雕塑與學生運動」等三個面向的思考，使原本對於「景觀雕塑」概念淡漠的人們，剎時間發現「景觀雕塑」竟有一片如此廣大的天地而驚奇不已，並開始對這位年過六旬而創作力仍非常旺盛的雕塑大師深感好奇。
事實上，楊英風教授之與雕塑結緣，自有令人興味盎然的傳奇色彩，其對中國文化的了悟與深愛，也為當今崇尚西方美學的年輕一代提供嶄新的啟示——以下是一次難得的聚會中，楊教授與幾位年輕朋友的對談，討論了教授的學習歷程，也討論了雕塑、藝術及文化等既抽象又實際的問題；當然有關國內另一位雕塑大師——朱銘的討論，也是這次訪談的重點。
王薇（漢聲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以下簡稱王）：楊教授的不銹鋼作品我看過不少，想像中的楊教授應該是一位有稜有角、非常威嚴的長者，沒想到今日一見，發現楊老竟是如此和藹可親，滿令我意外的！
洪致美（漢雅軒畫廊經理，以下簡稱洪）：楊教授中學畢業之後，就到日本去求學，就讀於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即今日東京藝術大學）建築系。這所大學是日據時代多少台灣青年學子嚮往的藝術學府，許多國內的老畫家都是這所學校畢業的！教授能不能談談在這所學校所受的教育？以及這所學校給您的影響？
楊英風（景觀雕塑家，以下簡稱楊）：我中學畢業後，一心一意想進東京美術學校學雕刻，但我父母反對，覺得雕刻沒有前途；不過後來他們發現東京美術學校的建築系有雕塑、美術的課程，便鼓勵我唸建築系，希望我主攻建築，閑暇時再以雕塑、繪畫為興趣，我接受了，於是投考建築系，僥倖也考上了，成為第一位，截至目前為止也是唯一一位東京美術學校建築系的台灣學生。
日本的生活空間，尤其是木造建築的運用，都是從唐宋時期的生活美學轉化而來。
系上有一位當時日本木造建築結構的權威──吉田五十八先生，擔任我們的教授，他的第一堂課便和我們大談唐宋時代的生活美學，談唐宋時期的中國人，如何在居住空間中利用建築結構創造更美好的生活空間，使美充分表現，談得我大為折服！並發現原來日本的生活空間，尤其是木造建築的運用，都是從唐宋時期的生活美學轉化而來，而這種由自然生活蘊育出的哲學、藝術及生活美學，在空間的運用上有十分獨特，十分巧妙的做法，我才開始慢慢瞭解唐宋文化的深奧。
我在東京美術學校建築系裡體會最深的是建築美學，不過那時所有的師長都告訴我們，建築美學在當時的時代是用不上的，鼓勵我們一定要繼續鑽研環境與美學等相關學問，期使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後，把建築美學應用出來！而我因最大的興趣仍在雕塑，因此從中得到的啟發，便是要把所學的建築美學發揮在雕塑上，在環境、雕塑、美學上下功夫，以便將來能夠一舉運用於生活空間中。
王：或許這是我覺得楊教授的雕塑與自然、景觀、建築物都能有完整融合的原因吧？
楊：從建築系的學習過程裡，我才體會到中國的哲理、美學與人生觀如何在建築美學中充分表達。中國美學是為了提昇生活而貢獻，把美融於生活中，為的是整體的環境，而非單獨地誇張自我，與西方美學「自我表現」的出發點差距很大，甚至可說完全不同！所以，年輕的時候我同時研習東、西方的美學理論，在做比較時常會感覺矛盾和阻礙，直到年歲漸長，才慢慢有全盤性的觀照，並且深深覺得，東方美學的境界實高於西方美學。
鄭水萍（楊英風事務所研展室負責人，以下簡稱鄭）：就我所知，影響楊教授雕塑風格的有兩位老師，一位是教授剛才提過的吉田五十八，另一位則是朝倉文夫。
朝倉文夫是當時日本雕塑界羅丹風中的翹楚，台灣早期幾個旅日的前輩也多為朝倉的學生，例如黃土水、蒲添生等人，楊教授繼黃、蒲二人成為朝倉文夫的弟子，從朝倉那兒學到了很完整的羅丹精神，在楊老個人的雕塑生涯中自有其重要含義。
羅丹可以說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雕塑家，開啟了二十世紀雕塑的面貌！而楊老從朝倉文夫那兒，盡得羅丹精髓的真傳，所以從楊老一九五一年以林絲緞為模特兒的作品［斜坐］中，我們便看到羅丹那種不完整性手法的完整表現，那種從內在迸發出來的力量、以及人體的質感，在在說明了楊教授無論在形、或是內在，都已經把握了西方當代雕塑的精神。
至於吉田五十八，誠如教授自己所說，他是從中國的東方美學出發的，所以教授兼得了東、西方傳統美學的精華，並在兩位大師級人物的指導下，掌握了東西方的精神，把兩者在藝術上的表現融於一；同時，由於這兩位大師引領，也開啟了楊教授國際性的視野，使教授的作品邁向更進一步的發展。
王：楊教授曾在民國五十一年前往世界雕塑之都──羅馬三年，從事雕塑研究，期間不但舉辦過十多次的個展，還將自己的作品［渴望］呈獻給教宗保祿六世。能不能請教授談談這段期間最深刻的印象？
楊：我之所以會去羅馬，主要是因為我曾經唸過北京的輔仁大學，而來台後，台灣只有兩位北京輔大的校友，一位學的是體育，一位學的是美術，也就是我了。其時羅馬同意捐款讓輔大在台復校，于斌校長推薦我為代表前往羅馬向教宗致謝，因此我得到了這個機會赴羅馬。
由於我當時去羅馬所負最重要的任務，是向教宗表達全校同學們的謝意，所以我準備了一件抽象的雕塑作品「鹿」，取名為［渴望］將它呈獻給教宗，而教宗非常喜愛，他說從來沒有看過抽象的鹿可以做得如此具有東方味兒，便將它收藏在自己的辦公室裡。
那段時間我對中國的書法極有興趣，所以利用書法的要領與感覺轉化出來，創作了許多線條的抽象雕刻，［渴望］便是其中一件，沒想到教宗那麼喜愛，我也非常開心，感到非常榮幸──這是我在羅馬所遇的第一件事，也是最難忘的一件事。
其次，因為我是以台灣國立藝專教授的身分前往羅馬，所以我很希望能去拜訪羅馬藝術學院，結果藝術學院校長一看我去了，馬上還召集了一批教授和我談了起來，向我提出許多有關中華文化的問題。
中華文化是我從小就深愛的，在北京那段時間更浸淫在活生生的文化裡，加之羅馬教授們向我提出的問題也很淺顯，所以答得非常痛快，令他們又驚又喜！他們說，以前他們遇到中國人也都喜歡以同樣的問題相詢，但是這些中國學者或留學生，對於西方文化雖然瞭若指掌、淘淘不絕，有關中國文化的問題卻一問三不知。
他們說，事實上他們對西方文化已經開始嚴重懷疑，甚至絕望了！因為他們發現西方文化已經沒有境界，非常膚淺，而中國卻有相當高深的文化內涵，所以他們十分渴望一窺究竟，沒想到碰過那麼多釘子之後，終於遇見我能和他們討論中國文化的各種問題，非常高興！後來我們便都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在那一次的談話裡，我突然驚覺西方文化確實有他們自己的問題，很痛心在別人亟欲研究中國文化時，我們自己卻將它棄若敝屣，而去追求別人已經發現大有問題的東西。那時所受的震撼很大，覺得自己一直在東、西文化間感受到的矛盾豁然得到解答，也知道中國人自己不重視自己的文化，才會被別人輕視，於是深自警惕。
文化不是人類自己能夠創造的，而是從環境來的。
我那一趟為答謝教宗的羅馬之行為期半年，半年中看過許多珍貴的事物，發現歐洲文化自有它博大精深之處，所以決定要多留一段時間，學習他們的長處。後來一共在羅馬待了三年，從歐洲的地理環境、歷史背景、生活習俗……等方面著手研究，最後我得到一個啟示，就是──文化不是人類自己能夠創造的，而是從環境來的。各地的人們受到他所居住大環境的限制而自然形成不同的思想、生活習慣乃至於文化，所以東、西方文化的差距，並不在東方人或西方人本身的不同，而是由迥異的地理環境、歷史背景所產生的結果。
我認為，大自然的力量太巨大了！在形成地球的過程中，海陸的區分早就把人類的文化區分出來了。
例如，羅馬是個大理石集中地，有二千年的大理石開發史，我在工廠看到全世界集中過來的大理石樣本時，就發現各地的大理石其實都有當地文化的特徵！在大理石磨光以後所表現出來的花紋中，大約可以看出當地繪畫或雕刻的特色與形貌：從東方出產的大理石上，我們看到的像山水畫；從歐洲出產的大理石圖案裡，看到的則像油畫、抽象畫、或其他甚具西方個性的花紋；中東出產的大理石則有很奇妙的幾何圖形，跟東西雙方又都不一樣！
這個發現實在太令我吃驚了！我不得不重申，我真的相信文化不是人類自創的，而是大自然的傑作。在大地形成的過程中，地球已經把不同的文化發展準備好了呵！從幾千萬年前形成的石頭裡，不已經把各地不同文化的結果表現得很清楚了嗎？
於是我聯想到中國的宿命論，從一個人的生辰年月及各項所謂「命定」的資料，推算一個人的命運可以算得那麼準！原來中國人在老早以前就對自然有那麼深刻的體會與了解，甚至能夠定出一套方法把人的命運排好了，豈不深奧至極嗎？而這種扣合了自然發展出來的文化，全世界只有中國文化，所以我更加肯定中國文化的偉大與價值，並堅定了自己要從事景觀雕塑的信念。
王：從楊教授這番話裡，我才體會到藝術家與工藝匠之間的最大差別在那裡──藝術家是會有自己的思想的！而且藝術家的思想會在作品裡充分發揮！我想，這也是楊英風教授之為一代藝術宗師的理由吧！？
鄭：王小姐確是一語道破，從楊教授的作品中，我們可以得清楚地看到他的思想，例如楊教授曾在民國四十八年完成一件銅雕名為［哲人］，參加第一屆巴黎國際青年藝展，也是楊教授第一次在國際上嶄露頭角的作品。
［哲人］的風格是楊教授花了很大的功夫完成的，而這番功夫必須細說從頭：楊教授在二十歲左右去東京，受了吉田五十八與朝倉文夫的教誨，回到北平後唸了輔大美術系，對中國文化有一番深刻的認識，然後回到台灣，又花了十一年的時間在豐年雜誌社服務，足跡踏遍台灣鄉村每一個角落（所以他那段時期刻的很多版畫或雕塑，甚具鄉土氣息），同時教授常常去故宮，對於殷商時期的文化作了深入的研究──這所有相關於中國文化思索的動力形諸［哲人］身上，份量自是不同凡響！難怪［哲人］參展之後被譽為極具思想深度的佳作，有一份當時非常權威的雜誌《美術研究》，更把楊教授與世界知名雕塑家並列，稱創作了［哲人］的楊教授是「指導世界未來雕塑走向的大師」。
民國六○年代左右，有人提出了所謂中西文化論戰的命題，但事實上，楊教授早在民國四十八年，已經利用雕塑的語言，在［哲人］身上為中西文化的問題做過解答了。
楊教授三十七歲去羅馬，三年之間辦過十二次個展、四次聯展、榮獲四次國際性的大獎，那時期的作品，包括獻給教宗的［渴望］，多是以中國書法線條脫胎而來的造型，已經突破了羅丹的限制，從中國藝術的精髓中出發。
隨後楊教授回國，帶回許多新的觀念，例如景觀雕塑、銅章雕刻（現在中央造幣廠鑄造的硬幣，很多都是經過教授指導之後才有今天的樣子的）等等，為國內雕塑界開啟新的視野，可以說楊教授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關鍵，所以民國五十五年教授回國不久便得到十大傑出青年獎，可謂實至名歸。
洪：其實我從很小的時候，就對楊老的作品有深刻印象了！印象來源是國中時的美術課本，提到楊老於一九七○年日本大阪萬國博覽會上中國館前所做的一件大型雕刻──［鳳凰來儀］，這件作品是以數十片巨型鋼片組合而成，同時為了表達中國人喜愛的趣味，作品表面是大紅灑金的顏色，造型方面則界於寫實與抽象之間，引起了我對美術嶄新的看法，也產生了很多有趣的疑點──你瞧！這隻鳳凰的鋼片本身都是非常幾何形狀的，但是它們所組成的鳳凰，情味卻是非常傳統、非常典雅、非常溫暖的，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因為鋼材堅硬而冰冷，它所能傳達的訊息在我的腦海中十分有限，沒想到在［鳳凰來儀］身上表現得竟是那麼飛揚、那麼自在。
洪：［鳳凰來儀］是楊教授在海外所做第一件最大型的雕刻，高七點五公尺，而中國館則是由揚名世界的華裔建築師貝聿銘先生所指導設計，正是楊教授與貝聿銘先生第一次的合作，能不能請教授談談［鳳凰來儀］的合作經驗？
楊：［鳳凰來儀］這個作品，我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有一點緊張！因為政府第一次和我談起中國館前做雕塑的構想時，時間還有四個月，已經嫌太倉促；沒想到我初步允諾，親自到日本現場考察之後，一面和政府繼續聯繫，政府卻花了三個月的時間還不肯給我確定的答覆！所以剩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我心想：「不可能做了！」便跑回台北，而政府卻也在這時很強硬地告訴我：「要做！非做不可，因為你已經答應了。」逼我不得不回日本。
那時葉公超先生給我很大的鼓勵，朋友們也給我很多的協助，例如我回到日本和工廠協調，工廠以時間來不及為由拒絕簽約時，便有一位日本友人出面為我斡旋，他說：「藝術家決定要完成一件作品時，工廠無論如何都必須配合。」最後工廠同意協助我，並且精選十二位工人日以繼夜地為我工作。
整個〔鳳凰來儀〕的工作過程中，發生過多次奇蹟，像工廠的幫忙就是其一；其次又如我們完成鳳凰的時間，恰好比預定進度提早一天，於是也提早一天從東京運到大阪，結果誰料第二天就下起大雪來了！如果我們按照進度表的時間完成工作，就沒有辦法將鳳凰搬去大阪，一切的辛苦仍將一如泡影，所以我一看到下雪，直覺地便發現鳳凰之提前完成是項奇蹟，所謂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而諸如此類的事件不勝枚舉，我就不一一贅述了。
整個〔鳳凰來儀〕大約是花了二十三天的工作天，我一直到牠在中國館前立起來，才恢復個人的神智與知覺，恍若隔世般地看清楚〔鳳凰來儀〕」是長這個樣子！
那時貝聿銘也趕到了，他看到鳳凰立起來了十分興奮，也十分感動！因為他在美國時也是覺得時間太短，對鳳凰不敢抱太大希望。
他看到我，一把將我抱起來，說「太好了！以後我的建築一定要請你合作建造大型雕塑互相輝映」，既對我讚美，還給我鼓勵，奠定了我們倆日後合作的基礎。
洪：楊教授和貝聿銘的合作除了［鳳凰來儀］之外，最有名的作品要算是在美國紐約華爾街附近海外東方大廈前的［東西門］。東方大廈的業主是董浩雲先生，也就是早年的華裔船王，他原本屬意英國的亨利‧摩爾──身為當中最重要的雕塑家之一──來製作大樓前的景觀雕刻，可是貝聿銘先生因為［鳳凰來儀］案中，與楊教授合作愉快並肯定楊教授的才華，便向董先生要求由中國人製作東方大廈前的巨型雕型，推薦楊英風教授為設計者。
這件作品後來命名為［東西門］。主要的結構方式是方與圓，用方、圓的結構觀念在楊教授的作品中，可以說是影響台灣現代雕塑觀念最大的突破，亦即由寫實走向抽象。
貝聿銘先生的建築特色，就是很能利用現代的建築語彙表現中國傳統意涵，楊教授的［東西門］不銹鋼景觀雕塑，恰好也以同樣的方式，和東方海外大廈這棟建築產生極有趣、極鮮明的呼應，所以這件立在美國紐約華爾街附近的作品，便自然地成為曼哈頓區觀光指南上的一個旅遊重點。
今年貝聿銘先生在香港建築了中國銀行，和楊英風教授的學生朱銘也有一件合作的作品，前後算來約莫是二十年的因緣呢！
王：楊教授能不能談談，您對朱銘先生的影響嗎？
楊：朱銘原本是以雕手工藝品，尤其是以古代人物塑像為主的雕刻師父，但是雕得太多了以後，自己覺得很膩，而在省美展期間常常見到我所雕的、他很喜歡的作品出現，便一直很希望來做我的學生，也託了許多朋友為他說項，可惜他所託的這些朋友，因為主觀上認定朱銘的學歷太低，我不會收朱銘為徒，從沒有來找過我，我也就一直不知道有這一回事。
不過朱銘最後還是尋到一位我最要好的朋友，經過他的介紹，朱銘帶著太太來到我家裡。
我沒想到，朱銘是這麼熱心地想要拜師學藝，而他太太比他更熱心！看過他帶來的一些作品之後，我發現朱銘木雕的功力相當不錯，尤其刀法更極具中國古代刀法的神髓。中國古代的木雕，刀法是相當獨特的。
朱銘來找我的時候，本來是想要放棄木雕了，他想向我學更多的技巧，也學習如何駕馭其他的材質，所以我告訴他，並非什麼都會就是好，他自己已經有了那麼獨特的木雕技巧，只要把原有的技巧再發揮，就可以成功。
我給他的建議是，儘量從他的木雕出發，以他如此熟練的刀法，再加上境界，才能造就他作品的藝術價值。而藝術境界必須靠作者個人的修養來提昇。他同意了，便正式拜師，以古法的三年四個月傳授技藝，後來因為期滿時朱銘的境界仍然不足，所以又加了三年四個月，我才覺得他可能已經能在外自立發展了。
朱銘對藝術相當熱愛，為自己一生朝藝術家目標邁進而做的努力與準備相當之多，而且他相當認真，在做人與修養方面也能有美好的表現，因此他現在自有其境界，同時有了目前眾人共睹的成績。
鄭：楊教授為了朱銘，放棄了曾經表現十分精彩的「太魯閣系列」作品，大概是一段不為一般人所知的歷史。
在朱銘拜師學藝的那段期間，老師正在從事「太魯閣系列」的創作，這個系列特色如下：（一）以觀念創作；（二）以中國傳統思想為創作的活水源頭；（三）承襲羅丹的概念，認為每一塊石頭中都有屬於它自己的生命，因此特別講求由內在迸發而出的力量；（四）太魯閣系列亦即山水系列，技巧上講究大斧闢的效果，特別能表現出石頭的質感、堅硬與渾然天成。──這幾個特色與朱銘的「太極系列」，除了題裁不同之外，可以說完全吻合。
楊教授以一個藝術創作者的身分，當然知道「太魯閣系列」與「太極系列」之間的密切關係，事實上他在新加坡做過的［玉宇壁］和美國關島的［夢之塔］，便是這一系列作品的傑作之一！不過因為朱銘隨後發展出「太極系列」，專心在前述幾個特色上發揮，楊教授便中斷了自己在「太魯閣系列」上的繼續嘗試與突破，犧牲不可謂不大。
一個人要成為真正的藝術家，他的本性一定要非常善良
王：楊教授剛才提過朱銘先生的作品與為人，言下之意，對朱銘的作品頗為欣賞，對他的為人也頗多讚美，不知道您當初之所以破格將朱銘收入門下，是被他的為人所感動？抑或看出他是一塊璞玉，這才願多加琢磨？
楊：老實說，我發現朱銘是一個可造之材，這才接受他為學生的。因為一個人要成為真正的藝術家，他的本性一定要非常善良，並且有潛在的力量，才會有希望！人品與思想的純正，只是成就一件好作品的基本條件，訓練也只能做到將他的本性及潛力發揚光大而已。
王：對了，剛才提過〔鳳凰來儀〕，我想到在另一次的博覽會中，您也做了鳳凰，是不是？為什麼您對鳳凰這麼情有獨鍾？
楊：鳳凰對我而言，是有特別意義的，我很小的時候就跟父母分開了，我的老家在宜蘭，而我的父母卻遠到大陸東北去工作。
那時候，父母親每三年才回來一次，雖然他們回來的時候總是我最開心的時候，但因為他們不能久留，很快又要離開，所以離別前也總是我最悲傷的時候。那種悲傷的感覺，至今仍刻骨銘心。
有一次，又到了即將分別的前夕，我忍不住纏著母親問，到那麼遠的地方去那麼久，到底妳會不會想我？母親說，當然會！我都透過月亮想你。
於是我心念一動，每到晚上月亮出來時，就會跑去看月亮，一面想母親，覺得月亮好像一面鏡子似的，我可以透過月亮看見母親，母親也可以透過月亮看見我。
大陸東北是非常寒冷的地方，每次我母親回老家，都是穿著黑色綢緞的長袍，上面並綴有一點一點發亮的東西。我母親長得很美，穿起這樣的旗袍更是美麗非凡，而且非常高雅。所以當我看到母親房間鏡子上印著一對龍與鳳的圖案，我就自然地聯想到父親與母親，把母親想像成最美麗，最高雅的鳳凰。
沒有月亮的晚上，望著滿天星星，我就想到母親一襲黑色的旗袍。慢慢的，我把對母親的思念，化作對鳳凰的無盡想像，或者聯想到很多星星的夜空；久而久之，這種想像的能力可能成為我後來在藝術上創造的訓練，而更後來，不同的想像還能激發出很多獨特的造型。
鳳凰在初始時，完全源於我對母親的思念及想像，不過我們都知道，鳳凰在中國文化中本是一個重要的記號，對中國人而言，它是民族團結的圖騰，是各種鳥類家禽特徵集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種理想化的鳥類，也可以說是中國人把宇宙生命的偉大融入鳳凰的觀念之中，因此鳳凰非常理想化、境界化，一些境界特別高超的想像泰半可以用鳳凰來代言，所以我基於上述的種種因由，對鳳凰這個題裁格外歡喜。
鄭：在我對楊教授作品的研究裡，發現教授對母親的愛及渴望，除了表現在鳳凰系列中，也表現在太魯閣系列裡。因為教授小時候，母親常不在身邊，所以他經常跑到宜蘭的鄉下去，寄情山水，以減輕孤單寂寞的心情。這種轉化，便是鳳凰系列與太魯閣系列教授作品主體的最大緣由。
洪：其實，楊教授每一階段的作品，都不斷流露出他對自然相當細膩的觀察，以及他對父母親真摯的孺慕之情。
教授的小學教育完成以後，中學就到北京去唸書了！這種機會對當時的台灣子弟而言，十分難得，而教授受當時故都文化氣息的感染也很深，能否請教授談一談那段時期的所見所聞？以及對您的影響？
中國美學是為了滿足生活的需要，使生活更美好而努力，這一點與西方美學很不一樣
楊：我在北京前後共住了八年，過了八年快樂的時光，故都的文化水準是非常高的，城市氣氛非常高超，每一個人都顯得文質彬彬……。這八年浸淫在美好的文化環境裡，給我很大的創作動力。
洪：有關中國傳統建築的內涵，思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還有書房裡所使用的物品……等等，好像也是教授以往非常津津樂道的。
楊：的確，因為我從這裡得到一個最大的體認，就是中國文化的美好，是完全表現於生活境界中的。真正的中國美學，表現於生活的一切：建築、庭園、家具甚至微不足道的瓶瓶罐罐。因為中國美學是為了滿足生活的需要，使生活更美好而努力，不與生活或社會隔離的。
洪：這點與西方美學很不一樣，就西方美學來說，好像非要能擺進美術館的東西，才能叫做藝術！
王：自從開始大陸探親以後，很多同胞抱著懷舊的心情回到大陸上去尋找過去的記憶。您是不是也回北京去看過呢？
楊：有，但是非常失望！今天的北京跟我以前生活過的那個城市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我覺得這是共產世界最殘酷的一段過程，把古老而美好的一切破壞殆盡，使我非常難過，一方面也非常同情。我想，大陸真的需要台灣的幫助，在經濟上得以富足，在文化上恢復以前美好且完整的面貌，這樣定然有助於中國的統一。
王：楊教授最近有什麼活動嗎？
楊：我現在仍在繼續從事雕塑的創作，目前有了幾個新的構想，雖然離完成還有一大段距離，但我希望能夠早日突破障礙，早日將新作品呈現在國人眼前。
王：對了，有關藝術作品價格的問題，這一陣子可以說吵得甚囂塵上，一直不曾聽過楊教授有什麼辯白？
楊：我覺得傳聞跟事實往往有很大的差距，但如果要針對這樣的傳聞去抗爭或辯白，不免會愈辯愈變形。以一個創作者而言，還是趕緊靜靜地創造吧！呈現更多美好的作品給世界，遠勝於對是非的爭論。畢竟各種是是非非，都不過是生活中的小波浪而已，終究會過去，唯一會留下的，將只是作品本身──這也是我的信念。
今年前半年，國內藝術界最領風騷的藝術家莫過於景觀雕塑大師楊英風先生。他的三件大型作品：［飛龍在天］、［常新］以及［野百合］，先後樹立於台北中正紀念堂的廣場上，分別提供了「雕塑與觀光節慶」、「雕塑與環境」、「雕塑與學生運動」等三個面向的思考，使原本對於「景觀雕塑」概念淡漠的人們，剎時間發現「景觀雕塑」竟有一片如此廣大的天地而驚奇不已，並開始對這位年過六旬而創作力仍非常旺盛的雕塑大師深感好奇。
事實上，楊英風教授之與雕塑結緣，自有令人興味盎然的傳奇色彩，其對中國文化的了悟與深愛，也為當今崇尚西方美學的年輕一代提供嶄新的啟示——以下是一次難得的聚會中，楊教授與幾位年輕朋友的對談，討論了教授的學習歷程，也討論了雕塑、藝術及文化等既抽象又實際的問題；當然有關國內另一位雕塑大師——朱銘的討論，也是這次訪談的重點。
王薇（漢聲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以下簡稱王）：楊教授的不銹鋼作品我看過不少，想像中的楊教授應該是一位有稜有角、非常威嚴的長者，沒想到今日一見，發現楊老竟是如此和藹可親，滿令我意外的！
洪致美（漢雅軒畫廊經理，以下簡稱洪）：楊教授中學畢業之後，就到日本去求學，就讀於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即今日東京藝術大學）建築系。這所大學是日據時代多少台灣青年學子嚮往的藝術學府，許多國內的老畫家都是這所學校畢業的！教授能不能談談在這所學校所受的教育？以及這所學校給您的影響？
楊英風（景觀雕塑家，以下簡稱楊）：我中學畢業後，一心一意想進東京美術學校學雕刻，但我父母反對，覺得雕刻沒有前途；不過後來他們發現東京美術學校的建築系有雕塑、美術的課程，便鼓勵我唸建築系，希望我主攻建築，閑暇時再以雕塑、繪畫為興趣，我接受了，於是投考建築系，僥倖也考上了，成為第一位，截至目前為止也是唯一一位東京美術學校建築系的台灣學生。
日本的生活空間，尤其是木造建築的運用，都是從唐宋時期的生活美學轉化而來。
系上有一位當時日本木造建築結構的權威──吉田五十八先生，擔任我們的教授，他的第一堂課便和我們大談唐宋時代的生活美學，談唐宋時期的中國人，如何在居住空間中利用建築結構創造更美好的生活空間，使美充分表現，談得我大為折服！並發現原來日本的生活空間，尤其是木造建築的運用，都是從唐宋時期的生活美學轉化而來，而這種由自然生活蘊育出的哲學、藝術及生活美學，在空間的運用上有十分獨特，十分巧妙的做法，我才開始慢慢瞭解唐宋文化的深奧。
我在東京美術學校建築系裡體會最深的是建築美學，不過那時所有的師長都告訴我們，建築美學在當時的時代是用不上的，鼓勵我們一定要繼續鑽研環境與美學等相關學問，期使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後，把建築美學應用出來！而我因最大的興趣仍在雕塑，因此從中得到的啟發，便是要把所學的建築美學發揮在雕塑上，在環境、雕塑、美學上下功夫，以便將來能夠一舉運用於生活空間中。
王：或許這是我覺得楊教授的雕塑與自然、景觀、建築物都能有完整融合的原因吧？
楊：從建築系的學習過程裡，我才體會到中國的哲理、美學與人生觀如何在建築美學中充分表達。中國美學是為了提昇生活而貢獻，把美融於生活中，為的是整體的環境，而非單獨地誇張自我，與西方美學「自我表現」的出發點差距很大，甚至可說完全不同！所以，年輕的時候我同時研習東、西方的美學理論，在做比較時常會感覺矛盾和阻礙，直到年歲漸長，才慢慢有全盤性的觀照，並且深深覺得，東方美學的境界實高於西方美學。
鄭水萍（楊英風事務所研展室負責人，以下簡稱鄭）：就我所知，影響楊教授雕塑風格的有兩位老師，一位是教授剛才提過的吉田五十八，另一位則是朝倉文夫。
朝倉文夫是當時日本雕塑界羅丹風中的翹楚，台灣早期幾個旅日的前輩也多為朝倉的學生，例如黃土水、蒲添生等人，楊教授繼黃、蒲二人成為朝倉文夫的弟子，從朝倉那兒學到了很完整的羅丹精神，在楊老個人的雕塑生涯中自有其重要含義。
羅丹可以說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雕塑家，開啟了二十世紀雕塑的面貌！而楊老從朝倉文夫那兒，盡得羅丹精髓的真傳，所以從楊老一九五一年以林絲緞為模特兒的作品［斜坐］中，我們便看到羅丹那種不完整性手法的完整表現，那種從內在迸發出來的力量、以及人體的質感，在在說明了楊教授無論在形、或是內在，都已經把握了西方當代雕塑的精神。
至於吉田五十八，誠如教授自己所說，他是從中國的東方美學出發的，所以教授兼得了東、西方傳統美學的精華，並在兩位大師級人物的指導下，掌握了東西方的精神，把兩者在藝術上的表現融於一；同時，由於這兩位大師引領，也開啟了楊教授國際性的視野，使教授的作品邁向更進一步的發展。
王：楊教授曾在民國五十一年前往世界雕塑之都──羅馬三年，從事雕塑研究，期間不但舉辦過十多次的個展，還將自己的作品［渴望］呈獻給教宗保祿六世。能不能請教授談談這段期間最深刻的印象？
楊：我之所以會去羅馬，主要是因為我曾經唸過北京的輔仁大學，而來台後，台灣只有兩位北京輔大的校友，一位學的是體育，一位學的是美術，也就是我了。其時羅馬同意捐款讓輔大在台復校，于斌校長推薦我為代表前往羅馬向教宗致謝，因此我得到了這個機會赴羅馬。
由於我當時去羅馬所負最重要的任務，是向教宗表達全校同學們的謝意，所以我準備了一件抽象的雕塑作品「鹿」，取名為［渴望］將它呈獻給教宗，而教宗非常喜愛，他說從來沒有看過抽象的鹿可以做得如此具有東方味兒，便將它收藏在自己的辦公室裡。
那段時間我對中國的書法極有興趣，所以利用書法的要領與感覺轉化出來，創作了許多線條的抽象雕刻，［渴望］便是其中一件，沒想到教宗那麼喜愛，我也非常開心，感到非常榮幸──這是我在羅馬所遇的第一件事，也是最難忘的一件事。
其次，因為我是以台灣國立藝專教授的身分前往羅馬，所以我很希望能去拜訪羅馬藝術學院，結果藝術學院校長一看我去了，馬上還召集了一批教授和我談了起來，向我提出許多有關中華文化的問題。
中華文化是我從小就深愛的，在北京那段時間更浸淫在活生生的文化裡，加之羅馬教授們向我提出的問題也很淺顯，所以答得非常痛快，令他們又驚又喜！他們說，以前他們遇到中國人也都喜歡以同樣的問題相詢，但是這些中國學者或留學生，對於西方文化雖然瞭若指掌、淘淘不絕，有關中國文化的問題卻一問三不知。
他們說，事實上他們對西方文化已經開始嚴重懷疑，甚至絕望了！因為他們發現西方文化已經沒有境界，非常膚淺，而中國卻有相當高深的文化內涵，所以他們十分渴望一窺究竟，沒想到碰過那麼多釘子之後，終於遇見我能和他們討論中國文化的各種問題，非常高興！後來我們便都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在那一次的談話裡，我突然驚覺西方文化確實有他們自己的問題，很痛心在別人亟欲研究中國文化時，我們自己卻將它棄若敝屣，而去追求別人已經發現大有問題的東西。那時所受的震撼很大，覺得自己一直在東、西文化間感受到的矛盾豁然得到解答，也知道中國人自己不重視自己的文化，才會被別人輕視，於是深自警惕。
文化不是人類自己能夠創造的，而是從環境來的。
我那一趟為答謝教宗的羅馬之行為期半年，半年中看過許多珍貴的事物，發現歐洲文化自有它博大精深之處，所以決定要多留一段時間，學習他們的長處。後來一共在羅馬待了三年，從歐洲的地理環境、歷史背景、生活習俗……等方面著手研究，最後我得到一個啟示，就是──文化不是人類自己能夠創造的，而是從環境來的。各地的人們受到他所居住大環境的限制而自然形成不同的思想、生活習慣乃至於文化，所以東、西方文化的差距，並不在東方人或西方人本身的不同，而是由迥異的地理環境、歷史背景所產生的結果。
我認為，大自然的力量太巨大了！在形成地球的過程中，海陸的區分早就把人類的文化區分出來了。
例如，羅馬是個大理石集中地，有二千年的大理石開發史，我在工廠看到全世界集中過來的大理石樣本時，就發現各地的大理石其實都有當地文化的特徵！在大理石磨光以後所表現出來的花紋中，大約可以看出當地繪畫或雕刻的特色與形貌：從東方出產的大理石上，我們看到的像山水畫；從歐洲出產的大理石圖案裡，看到的則像油畫、抽象畫、或其他甚具西方個性的花紋；中東出產的大理石則有很奇妙的幾何圖形，跟東西雙方又都不一樣！
這個發現實在太令我吃驚了！我不得不重申，我真的相信文化不是人類自創的，而是大自然的傑作。在大地形成的過程中，地球已經把不同的文化發展準備好了呵！從幾千萬年前形成的石頭裡，不已經把各地不同文化的結果表現得很清楚了嗎？
於是我聯想到中國的宿命論，從一個人的生辰年月及各項所謂「命定」的資料，推算一個人的命運可以算得那麼準！原來中國人在老早以前就對自然有那麼深刻的體會與了解，甚至能夠定出一套方法把人的命運排好了，豈不深奧至極嗎？而這種扣合了自然發展出來的文化，全世界只有中國文化，所以我更加肯定中國文化的偉大與價值，並堅定了自己要從事景觀雕塑的信念。
王：從楊教授這番話裡，我才體會到藝術家與工藝匠之間的最大差別在那裡──藝術家是會有自己的思想的！而且藝術家的思想會在作品裡充分發揮！我想，這也是楊英風教授之為一代藝術宗師的理由吧！？
鄭：王小姐確是一語道破，從楊教授的作品中，我們可以得清楚地看到他的思想，例如楊教授曾在民國四十八年完成一件銅雕名為［哲人］，參加第一屆巴黎國際青年藝展，也是楊教授第一次在國際上嶄露頭角的作品。
［哲人］的風格是楊教授花了很大的功夫完成的，而這番功夫必須細說從頭：楊教授在二十歲左右去東京，受了吉田五十八與朝倉文夫的教誨，回到北平後唸了輔大美術系，對中國文化有一番深刻的認識，然後回到台灣，又花了十一年的時間在豐年雜誌社服務，足跡踏遍台灣鄉村每一個角落（所以他那段時期刻的很多版畫或雕塑，甚具鄉土氣息），同時教授常常去故宮，對於殷商時期的文化作了深入的研究──這所有相關於中國文化思索的動力形諸［哲人］身上，份量自是不同凡響！難怪［哲人］參展之後被譽為極具思想深度的佳作，有一份當時非常權威的雜誌《美術研究》，更把楊教授與世界知名雕塑家並列，稱創作了［哲人］的楊教授是「指導世界未來雕塑走向的大師」。
民國六○年代左右，有人提出了所謂中西文化論戰的命題，但事實上，楊教授早在民國四十八年，已經利用雕塑的語言，在［哲人］身上為中西文化的問題做過解答了。
楊教授三十七歲去羅馬，三年之間辦過十二次個展、四次聯展、榮獲四次國際性的大獎，那時期的作品，包括獻給教宗的［渴望］，多是以中國書法線條脫胎而來的造型，已經突破了羅丹的限制，從中國藝術的精髓中出發。
隨後楊教授回國，帶回許多新的觀念，例如景觀雕塑、銅章雕刻（現在中央造幣廠鑄造的硬幣，很多都是經過教授指導之後才有今天的樣子的）等等，為國內雕塑界開啟新的視野，可以說楊教授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關鍵，所以民國五十五年教授回國不久便得到十大傑出青年獎，可謂實至名歸。
洪：其實我從很小的時候，就對楊老的作品有深刻印象了！印象來源是國中時的美術課本，提到楊老於一九七○年日本大阪萬國博覽會上中國館前所做的一件大型雕刻──［鳳凰來儀］，這件作品是以數十片巨型鋼片組合而成，同時為了表達中國人喜愛的趣味，作品表面是大紅灑金的顏色，造型方面則界於寫實與抽象之間，引起了我對美術嶄新的看法，也產生了很多有趣的疑點──你瞧！這隻鳳凰的鋼片本身都是非常幾何形狀的，但是它們所組成的鳳凰，情味卻是非常傳統、非常典雅、非常溫暖的，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因為鋼材堅硬而冰冷，它所能傳達的訊息在我的腦海中十分有限，沒想到在［鳳凰來儀］身上表現得竟是那麼飛揚、那麼自在。
洪：［鳳凰來儀］是楊教授在海外所做第一件最大型的雕刻，高七點五公尺，而中國館則是由揚名世界的華裔建築師貝聿銘先生所指導設計，正是楊教授與貝聿銘先生第一次的合作，能不能請教授談談［鳳凰來儀］的合作經驗？
楊：［鳳凰來儀］這個作品，我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有一點緊張！因為政府第一次和我談起中國館前做雕塑的構想時，時間還有四個月，已經嫌太倉促；沒想到我初步允諾，親自到日本現場考察之後，一面和政府繼續聯繫，政府卻花了三個月的時間還不肯給我確定的答覆！所以剩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我心想：「不可能做了！」便跑回台北，而政府卻也在這時很強硬地告訴我：「要做！非做不可，因為你已經答應了。」逼我不得不回日本。
那時葉公超先生給我很大的鼓勵，朋友們也給我很多的協助，例如我回到日本和工廠協調，工廠以時間來不及為由拒絕簽約時，便有一位日本友人出面為我斡旋，他說：「藝術家決定要完成一件作品時，工廠無論如何都必須配合。」最後工廠同意協助我，並且精選十二位工人日以繼夜地為我工作。
整個〔鳳凰來儀〕的工作過程中，發生過多次奇蹟，像工廠的幫忙就是其一；其次又如我們完成鳳凰的時間，恰好比預定進度提早一天，於是也提早一天從東京運到大阪，結果誰料第二天就下起大雪來了！如果我們按照進度表的時間完成工作，就沒有辦法將鳳凰搬去大阪，一切的辛苦仍將一如泡影，所以我一看到下雪，直覺地便發現鳳凰之提前完成是項奇蹟，所謂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而諸如此類的事件不勝枚舉，我就不一一贅述了。
整個〔鳳凰來儀〕大約是花了二十三天的工作天，我一直到牠在中國館前立起來，才恢復個人的神智與知覺，恍若隔世般地看清楚〔鳳凰來儀〕」是長這個樣子！
那時貝聿銘也趕到了，他看到鳳凰立起來了十分興奮，也十分感動！因為他在美國時也是覺得時間太短，對鳳凰不敢抱太大希望。
他看到我，一把將我抱起來，說「太好了！以後我的建築一定要請你合作建造大型雕塑互相輝映」，既對我讚美，還給我鼓勵，奠定了我們倆日後合作的基礎。
洪：楊教授和貝聿銘的合作除了［鳳凰來儀］之外，最有名的作品要算是在美國紐約華爾街附近海外東方大廈前的［東西門］。東方大廈的業主是董浩雲先生，也就是早年的華裔船王，他原本屬意英國的亨利‧摩爾──身為當中最重要的雕塑家之一──來製作大樓前的景觀雕刻，可是貝聿銘先生因為［鳳凰來儀］案中，與楊教授合作愉快並肯定楊教授的才華，便向董先生要求由中國人製作東方大廈前的巨型雕型，推薦楊英風教授為設計者。
這件作品後來命名為［東西門］。主要的結構方式是方與圓，用方、圓的結構觀念在楊教授的作品中，可以說是影響台灣現代雕塑觀念最大的突破，亦即由寫實走向抽象。
貝聿銘先生的建築特色，就是很能利用現代的建築語彙表現中國傳統意涵，楊教授的［東西門］不銹鋼景觀雕塑，恰好也以同樣的方式，和東方海外大廈這棟建築產生極有趣、極鮮明的呼應，所以這件立在美國紐約華爾街附近的作品，便自然地成為曼哈頓區觀光指南上的一個旅遊重點。
今年貝聿銘先生在香港建築了中國銀行，和楊英風教授的學生朱銘也有一件合作的作品，前後算來約莫是二十年的因緣呢！
王：楊教授能不能談談，您對朱銘先生的影響嗎？
楊：朱銘原本是以雕手工藝品，尤其是以古代人物塑像為主的雕刻師父，但是雕得太多了以後，自己覺得很膩，而在省美展期間常常見到我所雕的、他很喜歡的作品出現，便一直很希望來做我的學生，也託了許多朋友為他說項，可惜他所託的這些朋友，因為主觀上認定朱銘的學歷太低，我不會收朱銘為徒，從沒有來找過我，我也就一直不知道有這一回事。
不過朱銘最後還是尋到一位我最要好的朋友，經過他的介紹，朱銘帶著太太來到我家裡。
我沒想到，朱銘是這麼熱心地想要拜師學藝，而他太太比他更熱心！看過他帶來的一些作品之後，我發現朱銘木雕的功力相當不錯，尤其刀法更極具中國古代刀法的神髓。中國古代的木雕，刀法是相當獨特的。
朱銘來找我的時候，本來是想要放棄木雕了，他想向我學更多的技巧，也學習如何駕馭其他的材質，所以我告訴他，並非什麼都會就是好，他自己已經有了那麼獨特的木雕技巧，只要把原有的技巧再發揮，就可以成功。
我給他的建議是，儘量從他的木雕出發，以他如此熟練的刀法，再加上境界，才能造就他作品的藝術價值。而藝術境界必須靠作者個人的修養來提昇。他同意了，便正式拜師，以古法的三年四個月傳授技藝，後來因為期滿時朱銘的境界仍然不足，所以又加了三年四個月，我才覺得他可能已經能在外自立發展了。
朱銘對藝術相當熱愛，為自己一生朝藝術家目標邁進而做的努力與準備相當之多，而且他相當認真，在做人與修養方面也能有美好的表現，因此他現在自有其境界，同時有了目前眾人共睹的成績。
鄭：楊教授為了朱銘，放棄了曾經表現十分精彩的「太魯閣系列」作品，大概是一段不為一般人所知的歷史。
在朱銘拜師學藝的那段期間，老師正在從事「太魯閣系列」的創作，這個系列特色如下：（一）以觀念創作；（二）以中國傳統思想為創作的活水源頭；（三）承襲羅丹的概念，認為每一塊石頭中都有屬於它自己的生命，因此特別講求由內在迸發而出的力量；（四）太魯閣系列亦即山水系列，技巧上講究大斧闢的效果，特別能表現出石頭的質感、堅硬與渾然天成。──這幾個特色與朱銘的「太極系列」，除了題裁不同之外，可以說完全吻合。
楊教授以一個藝術創作者的身分，當然知道「太魯閣系列」與「太極系列」之間的密切關係，事實上他在新加坡做過的［玉宇壁］和美國關島的［夢之塔］，便是這一系列作品的傑作之一！不過因為朱銘隨後發展出「太極系列」，專心在前述幾個特色上發揮，楊教授便中斷了自己在「太魯閣系列」上的繼續嘗試與突破，犧牲不可謂不大。
一個人要成為真正的藝術家，他的本性一定要非常善良
王：楊教授剛才提過朱銘先生的作品與為人，言下之意，對朱銘的作品頗為欣賞，對他的為人也頗多讚美，不知道您當初之所以破格將朱銘收入門下，是被他的為人所感動？抑或看出他是一塊璞玉，這才願多加琢磨？
楊：老實說，我發現朱銘是一個可造之材，這才接受他為學生的。因為一個人要成為真正的藝術家，他的本性一定要非常善良，並且有潛在的力量，才會有希望！人品與思想的純正，只是成就一件好作品的基本條件，訓練也只能做到將他的本性及潛力發揚光大而已。
王：對了，剛才提過〔鳳凰來儀〕，我想到在另一次的博覽會中，您也做了鳳凰，是不是？為什麼您對鳳凰這麼情有獨鍾？
楊：鳳凰對我而言，是有特別意義的，我很小的時候就跟父母分開了，我的老家在宜蘭，而我的父母卻遠到大陸東北去工作。
那時候，父母親每三年才回來一次，雖然他們回來的時候總是我最開心的時候，但因為他們不能久留，很快又要離開，所以離別前也總是我最悲傷的時候。那種悲傷的感覺，至今仍刻骨銘心。
有一次，又到了即將分別的前夕，我忍不住纏著母親問，到那麼遠的地方去那麼久，到底妳會不會想我？母親說，當然會！我都透過月亮想你。
於是我心念一動，每到晚上月亮出來時，就會跑去看月亮，一面想母親，覺得月亮好像一面鏡子似的，我可以透過月亮看見母親，母親也可以透過月亮看見我。
大陸東北是非常寒冷的地方，每次我母親回老家，都是穿著黑色綢緞的長袍，上面並綴有一點一點發亮的東西。我母親長得很美，穿起這樣的旗袍更是美麗非凡，而且非常高雅。所以當我看到母親房間鏡子上印著一對龍與鳳的圖案，我就自然地聯想到父親與母親，把母親想像成最美麗，最高雅的鳳凰。
沒有月亮的晚上，望著滿天星星，我就想到母親一襲黑色的旗袍。慢慢的，我把對母親的思念，化作對鳳凰的無盡想像，或者聯想到很多星星的夜空；久而久之，這種想像的能力可能成為我後來在藝術上創造的訓練，而更後來，不同的想像還能激發出很多獨特的造型。
鳳凰在初始時，完全源於我對母親的思念及想像，不過我們都知道，鳳凰在中國文化中本是一個重要的記號，對中國人而言，它是民族團結的圖騰，是各種鳥類家禽特徵集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種理想化的鳥類，也可以說是中國人把宇宙生命的偉大融入鳳凰的觀念之中，因此鳳凰非常理想化、境界化，一些境界特別高超的想像泰半可以用鳳凰來代言，所以我基於上述的種種因由，對鳳凰這個題裁格外歡喜。
鄭：在我對楊教授作品的研究裡，發現教授對母親的愛及渴望，除了表現在鳳凰系列中，也表現在太魯閣系列裡。因為教授小時候，母親常不在身邊，所以他經常跑到宜蘭的鄉下去，寄情山水，以減輕孤單寂寞的心情。這種轉化，便是鳳凰系列與太魯閣系列教授作品主體的最大緣由。
洪：其實，楊教授每一階段的作品，都不斷流露出他對自然相當細膩的觀察，以及他對父母親真摯的孺慕之情。
教授的小學教育完成以後，中學就到北京去唸書了！這種機會對當時的台灣子弟而言，十分難得，而教授受當時故都文化氣息的感染也很深，能否請教授談一談那段時期的所見所聞？以及對您的影響？
中國美學是為了滿足生活的需要，使生活更美好而努力，這一點與西方美學很不一樣
楊：我在北京前後共住了八年，過了八年快樂的時光，故都的文化水準是非常高的，城市氣氛非常高超，每一個人都顯得文質彬彬……。這八年浸淫在美好的文化環境裡，給我很大的創作動力。
洪：有關中國傳統建築的內涵，思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還有書房裡所使用的物品……等等，好像也是教授以往非常津津樂道的。
楊：的確，因為我從這裡得到一個最大的體認，就是中國文化的美好，是完全表現於生活境界中的。真正的中國美學，表現於生活的一切：建築、庭園、家具甚至微不足道的瓶瓶罐罐。因為中國美學是為了滿足生活的需要，使生活更美好而努力，不與生活或社會隔離的。
洪：這點與西方美學很不一樣，就西方美學來說，好像非要能擺進美術館的東西，才能叫做藝術！
王：自從開始大陸探親以後，很多同胞抱著懷舊的心情回到大陸上去尋找過去的記憶。您是不是也回北京去看過呢？
楊：有，但是非常失望！今天的北京跟我以前生活過的那個城市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我覺得這是共產世界最殘酷的一段過程，把古老而美好的一切破壞殆盡，使我非常難過，一方面也非常同情。我想，大陸真的需要台灣的幫助，在經濟上得以富足，在文化上恢復以前美好且完整的面貌，這樣定然有助於中國的統一。
王：楊教授最近有什麼活動嗎？
楊：我現在仍在繼續從事雕塑的創作，目前有了幾個新的構想，雖然離完成還有一大段距離，但我希望能夠早日突破障礙，早日將新作品呈現在國人眼前。
王：對了，有關藝術作品價格的問題，這一陣子可以說吵得甚囂塵上，一直不曾聽過楊教授有什麼辯白？
楊：我覺得傳聞跟事實往往有很大的差距，但如果要針對這樣的傳聞去抗爭或辯白，不免會愈辯愈變形。以一個創作者而言，還是趕緊靜靜地創造吧！呈現更多美好的作品給世界，遠勝於對是非的爭論。畢竟各種是是非非，都不過是生活中的小波浪而已，終究會過去，唯一會留下的，將只是作品本身──這也是我的信念。
文章出處
原載 《民眾日報》第20版，1990.7.13-14，高雄：民眾日報社
關鍵詞
藝術家專訪、景觀雕塑、美學討論
備註
收錄於《楊英風全集》第14卷：文集II
頁數：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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