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生下我不久，就離開台灣到大陸，我是在外祖家長大的。外祖家的人們和宜蘭其他的親戚都特別愛護我，尤其是舅父陳朝枝先生。最重要的是：凡是我想做的、學的，只要是向上的，無不鼓勵幫忙。宜蘭山明水秀，風光優美。那也許給小孩子的我許多興趣和靈感畫畫，此外還愛做手工。初期學習美術的條件總算是很順利的。小學時期應該感謝宜蘭公學校美術教員林阿坤先生，他給我最早的啟發。

　　    父親曾經在上海天主教辦的震旦大學讀書。他愛攝影和電影，他最喜歡照人像，還會做一種絨布的剪帖。母親會刺繡。我的愛好藝術或許遺傳和環境都有影響。

　　抗日戰爭中，母親曾經匆匆到過台灣，不久又回到大陸去，這次帶著我走，於是我到了北平，中國文化藝術精華所在的古都。能夠到大陸，尤其是北平，對於我從事藝術創作，關鍵太重要了。那是敵偽期間，只好進日本中學，但是因此而幸運地遇到了淺井武和寒川典美兩位先生，得到前者的繪畫指導和後者的雕塑指導，他們都是我的恩師。特別是寒川先生，如果沒有他，我也許既不會開始學雕塑，更不可能立志想做雕塑家。後來也是因為他的鼓勵，中學畢業之後，就到日本進東京美術學校，就是現在的東京藝術大學前身。在東京一面學雕塑一面學建築。學建築的人不會雕塑，能做雕塑的人不懂建築，都是非常遺憾的。在東京美術學校裏，我入的是建築系，系裏的雕塑教授朝倉文夫先生是我真正的第一位雕塑老師，他在日本很有名氣，風格是羅丹影響的。當時在日本塑雕界，坐著第一把交椅。他有一個極好的工作室，在那裏面我打了初期結實的基礎。

　　戰爭快結束的時候，父親吩咐我一定要回到北平，於是我轉入輔仁大學美術系西畫組。我們家在北平，房屋很大，我和二弟景天利用暑假開闢了一間工作室，作畫做雕塑。不久日本戰敗，寒川和淺井兩位中學老師倉皇回國，非常感謝他們把凡是帶不走的工具和圖書參考資料等等都留贈給我們兄弟二人，那樣我們的條件更優越了。

　　最初母親帶我到大陸去，宜蘭的親戚們幾乎都一致反對，因為大家相信把孩子們一個個帶走，那麼將來回到宜蘭來的機會就減少了；協商之下，提議我和比我大一歲的姨表姊訂婚，好像是一項交換條件，然後通過放我走。表姊李定女士是和我青梅竹馬的伴侶。光復第二年，我回到宜蘭，原定計劃把表姊帶到北平繼續求學，親戚們認為那樣夜長夢多，最好立刻成婚，結果恭敬不如從命。父母親又匆匆回到大陸去了，至今沒有回來，已經十多年不通音訊，連存亡都不知道。這種悽慘的情形在這悲壯的大時代也太平常了。

　　結婚以後，故鄉那種中世紀的舊環境，在心理上，給我的威脅和壓迫很大。為了逃避可怕的現實，更是為了不放棄藝術，毅然考進省立師範大學藝術系，當時藝術系剛創辦，所以再從一年級念起。到這裡就這樣大學念了三所（東美、輔大、師大）三處地方（東京、北平、台北）念了兩遍，始終還是沒有念完，這輩子也念不完，也不必念完了。好在大學可以教出藝術家來，藝術家卻不一定從大學之門裏出來，雖然我很遺憾沒有大學畢業。師大念到三年級，岳父李榮振先生過世，經濟負擔漸漸到我肩上來，從此以後，一直掙扎著，唯一的安慰只不過是到今還在文化的戰線上堅守著藝術的岡位，沒有退怯而已。「文化復興」是不能空談的，藝術是最具體的文化，高唱「文化復興」而不腳踏實在地提倡藝術，一切都會落空。不重視藝術的文化是貧血的文化。

 　　然後，參加農復會的豐年社擔任美術編輯，前後十一年，多少次想脫離，全部時間從事藝術創作，多少次因為顧到家庭負擔而躊躇作罷。然而很幸運地獲得了轉機於民國四十九年三月國立歷史博物館為我舉辦一次雕塑特展專介紹我的雕塑與繪畫研究過程，並出版《楊英風雕塑集第一輯》之後社會才開始有系統地認識了我的工作。在豐年社工作期間，我也在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與復興藝術工藝學校教雕塑，後來為了做日月潭教師會館的兩片大浮雕，被借調三個月，我覺得非全部時間製作藝術不可，藝術家同時擔任公教人員是不行的，於是辭「豐年」職務。我初在台北齊東街的房子客廳當工作室用，來一位客人都沒有地方坐，所以第一件事便是解決房屋問題，終於找到了南海路二十一號的房子，那也是許多親友的愛護和協助，感激不盡。

　　五十年我獲得了美國馬麗蘭州州立大學藝術學院全額獎學金兩年。非常遺憾的是因為種種關係，兩年之內遲遲不能成行，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機會訪問美國。
　　又過了兩年，承母校校長于斌總主教之鼓勵輔仁大學校友總會之援助到歐洲去繼續研究，前後滿三年，起初很艱苦，後來漸漸好轉，居然能夠做了不少作品。第二年才入羅馬國立美術學院雕刻系，第三年同時又入羅馬國立錢幣徽章雕刻學校。他們的美術學校和我們的很不一樣。我們似乎只教技巧，雖然連技巧也未必一定教好。他們不怎麼教技巧，而着重在灌輸許多基本觀念，再加上若干新概念，譬如「怎樣發揮個性？」「怎樣培養各人特殊的風格？」「怎樣提高作品的藝術性？」等等。也許他們一般社會的藝術水準比較高，小中學的美術教育也比較充實，不像我們這種非常功利主義，目光短淺的，把文藝教育錯誤地看做點綴品，他們的美術學校不怎麼適宜初學的人，因為不教基本技巧，所以往往有雕刻畢業生都不知道怎樣翻石膏的，至於有程度而參加深造的人卻可以受益不淺。

　　美術學校訓練的都是製作大件的東西，錢幣徽章學校是小件的東西，不過非常精密細膩的，而牽涉的技巧很多。我們一面極希望迅速增加美術學校，一面也急需開辦至少一所國立的錢幣徽章雕刻學校，那恐怕對我們大有幫助。在錢幣徽章學校裡我學到許許多多奇奇怪怪的製作方法，那些都是極有用處而我們一無所知的技術，不但在錢幣徽章方面，而且對於我們比較精細的工藝品也大可參考。

　　事先我有幸拜識了錢幣徽章學校前任校長季安保理（Giampaoli）氏；他已經完全退休，不再教書；但是見了我的作品十分喜歡，於是破例額外傳授給我他一生的心得。那真是一項意外的收穫，恩情可感！也因為他的特別推薦，竟被選為義大利全國徽章雕刻家協會會員，協會會員共四十人，過去從來沒有容納過外國籍會員，我是破例第一人。

　　在歐洲三年間，我舉辦了十二次個展，四次中國作家合展（現代和當代各兩次）；個人參加義國和國際美展各五次，獲獎四次，永久入會二團體，除了前面已經提到了徽章雕刻家協會，此外還被選為義國派斯屯（Paestum）學會會員。派斯屯是古希臘地名，在義大利南部，學會是一個研究文學藝術的團體。我的作品被蒐藏的有：［梅花鹿］（銅製雕刻）（教宗保祿六世辦公室），［虛靜觀其反覆］（油畫）（國立羅馬現代美術館），［旋轉］（油畫）和［花之舞］（版畫）（義大利南部西西里島梅惜那大學美術館））等等二十餘處。

　　現在說一說留學的感想：沒有出去以前，想多走幾個國家，多看一些地方，到了義大利之後，立刻感覺到留學不能走馬看花，簡單走一走之後，應該安定下來在一個國家一個地方從容觀摩，否則不容易徹底了解：什麼是主要的潮流？怎樣才是藝術運動轉變的過程？所以我原定在歐洲停留一年半載，然後到美洲，結果改變計畫，三年功夫一直以羅馬為中心，完全在歐洲耽擱下來。

　　到了歐洲，回想起國內的藝術朋友們，都沒有機會看到西洋藝術無論繪畫、雕刻、建築的原作，其實連我們老祖宗傳下來的古代藝術品也極少見，（我出國以前，故宮博物院還沒有從台中搬到台北來），通常都是看看外國雜誌，大部分都自日本來的，而且大多數外國文程度都一知半解，那樣了解世界藝術潮流是不容易的，新觀念也很難接受，大家進步自然慢了。這一點必須趕快改善補救。

　　其次東西文化完全是兩回事，今天這個世界，到處都是西方文化稱霸氾濫，如果東方人不再急起直追，恐怕不是完全被打倒便是全部給淹沒了。我們不該僅陶醉在我們五千年的悠久歷史文化中，我們不能讓人認為中華民國時代的文化是一片荒漠，我們不能使美術教育直到五十五年的今天仍是一片空白。現在也許是最後的機會中東方人、亞洲人，聯合起來，文化救亡！千萬別迷信西方，必須自己整理出一套新的東方的文化與標準，便沒有資格談世界文化。單單靠老祖宗傳下來的舊的一套恐怕不行了。

　　西方社會，組織第一。什麼都是組織。我們東方人什麼都是沒有組織，樣樣事情都是靠個人，結果大家便不能打成一片應付西方人，特別是我們的藝術界最不能團結一致對外。其次，西方人守法，我們比較不守法，藝術界不能例外。西方人因為有組織，所以他們有美術館，有畫廊，有評論家，我們都沒有辦到了一個理想的水準，結果我們的藝術家什麼都在自己攪，做藝術之外，自己宣傳，自己評論，自己賣作品，往往做藝術有時候反而沒有時間精力，這樣是永遠攪不好的。希望有一天我們的藝術家自己管自己的作品就夠了。尤其重要的是藝術家必須虛心接受別人的感想和意見，無論表示的人是不是內行，內行外行只要肯反應，都是不寂寞。我們必須團結力量打到國際藝團上去，個人或小團體打天下，絕對不會太成功。

　　回到國內，看到觀光事業好像在表面上非常發達。談觀光事業，必須注重整個環境的安排，尤其要加強藝術氣氛。特別願意提醒努力觀光事業的人士，觀光事業不只是招攬外國遊客，尤其重要的是提倡國內一般人的健康育樂，那才有助於國家民族的根本。觀光事業第一必須重視設計。尤其是藝術的設計。而整個環境的通盤設計是最基本的出發點，零零碎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設計只會教觀光事業越辦越糟。

　　至於說我自己的藝術風格，近多少年來，的確是迅速在轉變。十年以前，我的作品都是寫實的，具象的，有形式的。那種舊方法，我漸漸感覺到越來越不能夠充分表達自己，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我非常苦悶、徬徨，看不出任何光明的將來，甚至於不知道是不是應該繼續做下去。就在那前途茫茫的時候，呆板的、缺乏想像力的、摹仿自然或其他的形式在不知不覺中漸漸消失，即不消失，也已經退卻到僅僅或現或隱的距離，不再佔據作品最主要的地位。然而經過一段「無形」的時期，最後走到「抽象」。今天，有時候，也許我還是「寫實」，還是「具象」，不過那已經是一種新的「寫實」和新的「具象」，和古老的已經完全不同。總之，我想，無論具象或抽象，大家不創作則已，如創作必須創新，必須勇往直前，一切的老調不應該重彈，再繼續不斷地攪老花樣，創作，風格，藝術這些美麗的字眼就沒有意義了。

　　今天我們中國有一個可怕的現象，就是衣食住行，生活起居，都講究「流行」，而所謂流行，幾乎完全是「洋化」，也就是「西洋化」或「東洋化」，其實「東洋化」也就是「西洋化」；日本人最會摹仿，最崇拜西洋，「東洋化」不過是間接的「西洋化」罷了。我想，講究時髦和流行，不應該盲從西洋，而非自己獨創一整套的「中國現代風格」，包括內容和形式。千萬不要老受外來影響，好的接受，壞的拒絕。我們中國國民性和中國文化遺產都極深厚，都比日本或其他東方人優秀，如果我們能夠有真正的文化政策，而且切實推行，再加上我們的努力，不相信沒有豐碩的成果。

原載《輔仁》第6期，頁125-126，1968.10.25，台北：輔仁大學校友總會

自傳、東西文化、遊學感想

收錄於《楊英風全集》第15卷：文集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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