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稱世界最長的浮雕，將築在青年公園對面的水源路堤防擋水牆上，這個計畫公布以後，引起了台北各方面的注意及議論，連一向對文化事物最冷漠的市議會也加入了評論的行列。這種現象被某些文化界知名之士認為是進步的現象，並肯定大浮雕計畫為國內群眾藝術推展的良好開始。只是依我看來，實際情況恐非想像中那麼樂觀，做為一個關心並從事於研究的藝術工作者，我深覺有發表一些善意批評與建議的必要。

　　大浮雕計畫之所以廣受注意，是基於三種原因，其一是該計畫的發起人乃是台北市長李登輝。其二是大浮雕的塑造地出人意外的選擇在偏僻的水源路堤防擋水牆上。其三是在偏僻的擋水牆上造浮雕，竟動用了六千五百萬元的龐大預算！

　　台北市議會之表示關切並發言抨擊，實際上就在於錢的問題，而其他方面的意見與爭辯也莫不與錢有關。換言之，計畫與經費之間，給予人一種很不平衡的印象。要針對此引人議論的計劃加以批評，不能光憑一般字面上的報導與傳言。反之，要贊助上述計畫也不能根據籠統的理由與辯詞。

正反相對的意見
　　首先，我們不妨綜合一下已經發表的正反雙方的意見。
　　反對方面的意見大約有下列數項：

　　一、時值國家處境艱難之際，竟動用數千萬元去粉飾一面牆壁，乃屬不急之務。（監察委員）
　　二、在偏僻的擋水牆上花費鉅額經費，實不無浪費之嫌。為了節省經費兼顧及藝術的提倡，藝術家應不計名利犧牲奉獻。（台北市議員）
　　三、台北至今還未擁有一間像樣的美術館，就貿然花費龐大的預算，先去製造一片浮雕。簡直本末倒置。（台北市畫家）
　　四、堤防擋水牆上不是一個牢固的地方，加上風吹、雨打與沙塵油煙的污染，大浮雕的保養將很困難。（台北市畫家）
　　五、大浮雕的塑造地非常的不適當，因為擋水牆與青年公園之間，隔有四道線的馬路及電線桿，視線不佳，觀賞也不便。何況青年公園只是一個市郊區的休憩場所，並非擁有畫廊、劇院、大書店等的文化區。六千五百萬的大浮雕造置在那裡，根本缺少必要的「配適性」。（台北計程車司機、當地居民、畫家、社會批評家）

　　針對以上反對的意見，贊成的一方提出了下列的答辯：
　　一、大浮雕決定以一序列建國史蹟為題材，具有民族精神教育的功能，在國難方殷之際，更有鼓舞民心促進團結的重大意義。
　　二、六千五百萬元的經費並不過分，預計參與工作有五十位的雕塑家，每位負責二十平方公尺，每平方公尺的預算是一萬五千元，兩年半的埋首工作僅得三十萬元的酬勞，合理而應該。另外，大浮雕的工程也具有重振被貶低的雕刻藝術價值的神聖使命。（楊英風）
　　三、大浮雕比美術館更具群眾性，美術館的陳列都是一些框畫、軸畫、古玩等作品，多少具有「寶藏」性質，無法完全與市民的生活打成一片。大浮雕暴露在街頭，是一種群眾的藝術，存在於群眾的生活中，展示於群眾之前，足以激發群眾的感情，促進社教的功能，何況大浮雕的經費與工程是空前的，必須群策群力，實施起來，可以連帶推動全民文化的風氣，故大浮雕比美術館更具有推展未來文化活動的意義。（中興大學理工學院院長）
　　四、大浮雕擬採用防火、抗震、耐蝕之材料，足以耐得住路面震動，自然災害的破壞，至於灰塵油煙之清洗也不難，大浮雕保養不成問題。（楊英風）
　　五、大浮雕的塑造地的客觀缺點，可以事後修改與彌補，修改與彌補的方法是拆除三分之一的馬路，甚至最好把馬路拆除，全部歸闢為廣場，如此不但有利於大浮雕的觀賞，也可連帶刺激附近社區的建設與繁榮。進而造成了大浮雕與社區相得益彰的結果。（楊英風）

　　贊成「大計畫」的人士，認為以上的答辯足以「解決」所有的質疑，因此大浮雕是可以做的，而且是必須做的。而事實上已「勢成定局」的決定要進行了。這是台灣光復以來，最龐大的美術創作工程，也是最大膽最有魄力的文化創舉，但是這種驚人的大手筆卻是冒然的建立在一種矯枉過正的不平衡基礎之上。

幾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大浮雕工程值得推動嗎？就表現的題材與時機而言，是值得做的。而六千五百萬元對台北市的規模與財力來說，也是頂得住的預算，應該追究的是地點的選擇的做法的問題。

　　安置在室外的藝術與陳列在室內的創作有所不同。美術館、博物館與畫廊裡的空間不但獨立自主，而且是整體依照預定的計畫造成的。只要有陳列的地方，就能有適當的光線與觀賞的空間相配合，但暴露室外街頭的群眾藝術，除非座落地的區域是預先全盤的規畫。否則往往免不了存在著許多既存的客觀限制。僅僅空出一塊一千多公尺長的水泥牆，還不足以成立創製大浮雕的充分條件。另外還必須考慮到是否有良好的視線，足夠彈性伸縮的觀察空間，以及與週遭環境的配襯問題。巴黎的艾菲爾高塔如果建立在摩天樓區，就完全喪失它的出眾特色與藝術機能。因此，巴黎當局禁止在鐵塔區建築超高限度的高樓。而一直擁襯出它一柱擎天的雄姿，並維持了廣闊的視線與觀賞空間。

　　反觀我們的大浮雕計畫，則缺少一個景觀藝術所必要的相關條件。在基本上，青年公園對面的大水泥牆，乃是與文化藝術的動機毫不相關的其他因素累積演變下的派生物。想對於這塊不期而然的派生物動文化工程的腦筋，就得擴大視野，顧慮到周圍既存的環境與條件的相配合問題。這裡面會牽涉到歷史、地理及經濟上的因素。

　　青年公園原本是高爾夫球場。由於周圍人口膨脹建築增加，把高爾夫球場環圍變成人口逐漸密集的地區。也導致高爾夫球場改闢為新社區的公園。而此公園區前的河流在颱風與驟雨時會氾濫，為了安全的理由，築起了一道高五公尺多的擋水牆。同時為了應付社區發展所帶來的汽車流動量，更在擋水牆上及牆邊，共拓築出了六道線的公路。其中有四道線橫過青年公園與水泥牆之間，因此，水泥牆乃是夾在緊張而令人無法接近的公路幹道之間。

　　在欣賞的機能上，浮雕與壁畫相差不了多少，兩者都是平面性的，只適宜從單面去欣賞。計畫中的浮雕，預計一千多公尺，高大約五公尺。此種面積的浮雕，可以近看，也可以遠觀。依照設計者的構想，近看是具象，遠觀成抽象。如要強調建國史蹟的主題意義，近看的具象造形最為重要。只是不管具象也好，抽象也好，將來可能都將變成「無象」。為什麼呢？讓我們仔細來分析擋水牆前的風水。

　　擋水牆前橫行著四道線公路，在水牆與公園間的距離上，佔據了大約十幾公尺的距離，使人無法近看，剩下的觀賞空間，就只有後退到公園外緣的人行道及公園內的草地上。也許有人會說，不近看也無所謂，只要能站在人行道及公園內的草地上觀賞就夠了，何況遠離觀察反而能統觀出大浮雕的整體氣勢。這雖然言之有理，但恐怕到時也仍然行不通。

　　因為公園的鐵攔牆邊普種常綠茂盛的小樹，已形成一道與成人等高的樹牆，剛好擋住了從裡面外望的平行視線。只有公園大門處沒有樹牆，但大門口前的人行道邊卻又面臨了八棵榕樹站崗，阻擾了視線。視線比較通暢的是公園圍牆外的人行道上。但人行道與擋水牆之間仍然還梗阻著一些電線桿與馬路中安全島上的一排密集的小榕樹。而榕樹是一種矮胖茂盛的常春型熱帶植物，長大後的體積會相當可觀。大浮雕的工程預計兩年半完工，寬限一點的話要三年。三年後安全島上的榕樹至少可以長到擋水牆的半腰以上。因之可以預想到，將來大浮雕工程完成之日，可能也就是隔絕市民觀賞之時。

喧賓奪主的構想
　　當然，在主持大計畫者的心目中，視線的問題並非不能解決，解決的方法之一是，乾脆砍掉阻擋視線的樹木或全部移植到別的地方去，使大浮雕與青年公園之間成為光禿一片。這是可能的，台灣都市裡的樹木，向來就常生存在刀光斧影之中。只是為了偉大的浮雕而犧牲了美麗的樹木是否得當，值得三思。

　　退一步說，即使清除了樹木，仍然潛在著另一隱憂──交通的安全。四道線公上來往的汽車駕駛人，經過六千五百萬的大傑作前豈有不心動之理，免不了側面觀一眼，觀二眼，觀三眼，而車禍說不定就因此而生焉。長此以往，大浮雕前的馬路將成車禍大陷阱。為了藝術的欣賞而招來了生命的災難，真是冤枉之極！

　　主持人楊英風先生對車道潛在問題的答覆是：「把馬路拆除！成為廣場。」這真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楊先生為什麼不進一步想想，拆除馬路是那麼簡單之事嗎？馬路也者是交通的幹道，經濟的命脈，溝連異地，疏通有無。青年公園前之所以要闢出六道線公路，乃是社區與經濟發展下所產生的交通需要。尤其水源路通往萬華的方向那邊，有果菜市場與台北的大魚市場，交通量有增而無減。要是把當地馬路拆除，那麼每日必經該段水源路的汽車流動量將往何處疏通？如改取其他現成的道路而行，不但要繞行遠路浪費時間，並增加了本已擁擠的交通困難。

　　至於另闢新道，那又談何容易：無論取上、取下、取前、取後均有困難。把馬路改為高架會阻擋浮雕根本不必考慮，改成地下，則工程會加倍的負擔，因為從泉州街進入青年公園的水源路段時，剛好坡度下斜，一但再鑽入地下，將更遽然增加了道路的傾斜度。為了緩和坡度，地下道的長度勢必大幅延長而加重了工程技術的困難。捨此求他，則擋水牆後面是河，無從築路，唯有增厚堤防以拓寬水牆上方的道路。如此一來，工程的規模與負擔是相當龐大的，另外還有疏通一途，那就是從泉州街進入水源路來到青年公園區時，向右轉入公園邊的克難街，繞到公園大半週再從公園口另一邊接上水源路轉往萬華的方向去。要取此途，克難街務必再拓寬四倍以上，纔能承荷應有的交通量，而想將克難街大幅度拓寬，就得大大削割青年公園的面積，再不然就只得拆除既存的克難街緣的民房。

　　總之，為了大浮雕的觀瞻，而拆除現有馬路另闢新道，必然變動巨大，工事浩繁，直接間接計算下來，要成全大浮雕的製作，恐怕必須花費幾億元的經費，纔能達到其成為市民景觀藝術的目的。值得嗎？不值得！理由有三：

　　一、青年公園並非具有特殊傳統淵源或重大歷史意義的名地，何苦固執於斯土上勞師動眾耗費巨款。如果該區是關係台灣歷史命運的聖地，或可移路填河成全其非凡的紀念性。但青年公園前的大牆，雖然有一里長，並沒有必須在該地構築藝術巨作不可的理由。

　　二、在地理上，青年公園前面不是各方薈萃之地，在人文及自然的地理上，都夠不上開闢為廣場的條件。一般來說，所謂廣場，均具有四通八達的地利，民眾集散容易。例如馬德里的「中心廣場」、布魯塞爾的「跳蚤廣場」、巴黎的「巴斯底廣場」、紐約的「時報廣場」等均有此特點。青年公園區位於河邊，附近遍佈高架路、大橋及其他高低公路的交織，何況提防牆上面還是整天車聲隆隆的公路，缺少向心統一的地勢與文化氣息。

　　三、為了一件藝術品而拆除馬路與修改社區工程，是否得當，就得看先、後、緩、急之別。在以往，台北市有人為了街頭的老樹與路邊的古屋請命，呼籲修改道路以維護老樹與古屋。結果得到許多人的共鳴。那是由於老樹與古屋原先就在那裡，道路是後來的侵犯者。所以有理由被要求改道。但現在的大浮雕計畫根本不是先居者，而是後來者，來者既然有造成不善的可能性，應該考慮中止或改變的，是大浮雕本身，而不是馬路。在既無歷史意義也乏地理優點的情況下，如果還不顧一切固執到底，就可能蔚成一種偏激的風氣──為了文化工程、為了藝術巨構不惜拆除馬路遷移民屋，其結果將使往後的大文化建設計畫，投下了勞民傷財的可憎陰影，而非邁向康莊明朗的喜訊。

謀定而後動
　　身為藝術的愛好者與研究者，對任何藝術性的壯舉自然是關懷與支持的，但關懷與支持不能基於盲目與衝動。
　　我無法同意在青年公園前的水泥牆創製六千五百萬元的大浮雕，絕非對大浮雕懷有惡感，也不是懷疑其製作的動機。只是希望一個空前的文化創舉能夠奠立在穩固的基石上，主事者既然強調把大浮雕計畫的實施，視為長遠的千秋藝業，那麼在出發點上，就得深謀遠慮。

　　從大計畫公布以後到現在，就我所接觸到的文化界人士裡，沒有一個人表示贊成。我認為該受批評的不是李登輝市長，而是楊英風先生。李市長看到一塊一里長的空白水泥大牆，而思興起市民藝術之心，證明他是一位有文化氣質的市長。但在藝術專業的尺度上，市長到底不是行家，所以他延攬了一位雕塑專家來主持。身為被器重的專家及景觀藝術的倡導者，楊先生就該先對擬議中的環境及所牽涉的各種因素，先做一番通盤的研究與考慮，以給予李市長提供一個負責任的整體分析與說明。

　　但楊先生卻匆匆編列了預算，組織了班底，對於外界的批評及潛在的問題，僅作些輕描淡寫的說明。例如道路遷拆的構想，就應該先會同市府工程處、都市計畫委員會及青年公園區的人士一同研究，商討其可行性與得失的後果。但他沒有這麼做，如果是在一種計畫不週的情況下「先幹了再說」，勢必會留下許多棘手的善後問題。

我的建議
　　站在整體觀點說，只要是事關台北市民，不論大浮雕經費來自何處，每一個市民都有權利表示關切，而主事者更應有雅量接受善意的批評與合理的建議。
　　李市長的文化熱忱加上楊先生的創造慾，大可以推動台北市的景觀藝術。但青年公園前的堤防牆不是一個理想的地點。事實上，從羅斯福路轉入水源路一直到青年公園之間，沿途的堤防空出的高水泥牆總共約有三千多公尺，均不足興建大文化工程的條件。如不耐於其空白單調，可以製作龐大而經濟的圖案裝飾，或者公開標租給民間的廠商，設計出合乎美感原則的廣告。

　　李市長既然可以募得一筆從事於文化建設的可觀經費，大可以另擇更好地點以一展抱負，進而樹立第一個大台北市民藝術的里程碑。我相信台北市一定有許多更好的地方可供選擇。例如中正紀念館就是値得考慮的地點。該地不但面積寬廣自主，其位置更有八方風雨會中州的氣勢。紀念館地中，有的是製作大浮雕的大牆壁與作立體雕塑的平地空間。另外，國父紀念館的寬坦廣場也是一個可安置市民藝術的適當地點。還有西門町台北市銀行前的空地也是值得構思與策畫，一但經由該地段的鐵道轉入地下以後，空出的土地必然更多。總之，有心研究發掘，偌大的台北市，在鬧區、中心區、新社區，或公共建築區以及大公路幹道進入台北的入口區等，均可能發現到適合構造市民藝術的空間。

　　走筆至此，不禁使我想起另一個必須附帶提出的問題──美術館。林洋港任台北市長時，曾發起並承諾要興建一座台北美術館。不但喧騰於報章，也響應於座談，大有風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不意幾經周折，拖到李市長上台以後，似成煙消雲散的結局。現又忽然冒出大浮雕計畫的驚人之舉。由此現象看來，顯示了前任林市長及現任李市長不但對文化藝術均有熱心，而且也皆具當文化大工程的開山祖的雄心。哲學家對哲理的發現有佔有慾，政治家對政績的發掘有獨佔慾，這是傑出人物的常態。不過政績的實質不在於發起而在於實踐。台北市美術館乃是全台北市民的事，為了提高台北市的文化聲望，李市長應義不容辭的接下去，致力於實現的工作。

　　中興大學的漢寶德先生認為，美術館與博物館的收藏，與市民生活之間總有一段距離。它的影響僅及於知識份子，對於一般大眾生活仍缺乏直接的關連。言下之意是美術館的計畫可以暫緩下來。先行推展最接近群眾，展示於群眾的藝術。漢寶德先生對文化問題的見識向來深入而獨到。可是關於美術館與市民藝術的問題，我認為可以因時、因地及做法的不同而有所商榷。

　　在歐美，文化的建設相當發達，其發展乃是由深而廣的推演開來，僅是美術館就非常的普遍，甚至連舊城、小鎮也常擁有壯觀的美術館。例如西班牙中部的舊山城（Cunca），就有一間歐洲最獨出心裁的抽象畫美術館。瑞士蘇黎士附近的（Arrau）小鎮，也座立一間氣派非凡的美術館。藝術的風氣既然那麼興盛，自然而然會推進到更開放更可觀的市民藝術的境地。反顧我們，則還在起步的階段，像樣的美術館還未建立，就全力往「舉目而不經心就可欣賞」的市民藝術優先推動，普及性固然可期，但恐將使藝術欣賞流於懶散鬆弛，而停頓了精緻藝術的提升。

　　再者，美術館並不一定都是高高在上，不全是與市民生活隔有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大的距離。那要看美術館的類型、格調與策畫經營的方式。今年初我在巴黎曾專程二度到著名的龐畢度美術館參觀，發現觀眾異常的踴躍。這間耗資約二億美元的藝術中心擁有固定的陳列館、活動展覽室、圖書館、資料館、美術書籍販賣部、多角度電視欣賞場所及大眾化餐廳，館址前還有一個廣場。中央社派駐巴黎的主任楊允達先生告訴我，根據統計，龐畢度藝術中心吸引的觀眾，已超越了羅浮宮、聖母大教堂、艾菲爾鐵塔參觀人數的總合。

　　把大眾化列為重要的考慮，我們照樣可以將美術館策畫成較為開放性的風格，而避免館堂深深暮氣沉沉的格式。同時，我還必須強調一點，所謂「知識份子」這個字眼，在美術館的本位說來，其意義並非建立在學歷之上。在台北，教育程度不高而熱衷於藝術欣賞的人為數不少，而擁有博士頭銜卻一竅不通於美術的人大有人在。藝術的欣賞水準與學歷的程度並不一定成正比。尤其在升學主義及惡性補習的學風下，學校課程中的美術與音樂，已經日趨徒具形式。實際上，藝術風氣的形成，首由接觸而生興趣，由興趣的長久薰陶再步入愛好與深入。因此美術館的建立，在全民文化風氣的推展上，仍能發揮主導性的作用，問題在於我們怎麼做，及能做到什麼程度。

　　最後，寄語懷有文化建設抱負的李登輝市長及林洋港主席，希望這兩位大有為的行政首長能延攬高明的文化參謀及藝術問題的智囊，以備諮詢，以供參議。群策群力，把文化建設的理想導入可行性的大道。（一九七九、七、二十四夜於花園新城）

原載《民生報》1979.8.13，台北：民生報社

台北青年公園、大壁畫、未完成景觀規劃案

收錄於《楊英風全集》第17卷：研究集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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